编者按：百年风雨兼程，世纪沧桑巨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东吴智库开展“智库专家话百年”活动。专家文章《百年党史蕴含丰厚的“城市思想”》刊载于《新华日报》交汇点、新江苏新闻客户端。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百年党史蕴含丰厚的“城市思想”
黄建洪
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富的城市思想。党的百年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筚路蓝缕、艰苦卓绝探索城市思想、寻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宏观地看，可以从四个阶段来理解这一重大问题：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城市思想与立国之路。中共一大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奋斗目标庄严地写在自己的党纲之上。这是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基于对“城市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的早期认识，共产党人专注于从事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并在国民革命的大革命洪流中得到锤炼。更为艰苦的斗争，是面对逆反势力对城市中心的占据、对工农革命力量的摧残，党领导人民逐步实现从“城市中心”向“乡村根据地”的转移。由资本和土地资源所拱卫的统治中心在城市，而革命的根基在广袤的农村。革命路径从“城市-乡村”认识的方向性调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党的带领下，中国逐步走上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通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成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革命立国，与肇端于城市、发展成为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息息相关，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于城市性质与地位的深刻认识，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城市思想与建国之路。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也意味着独立自主城市化道路的展开。城市是人民的不凡创造。在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以城市主人的身份参与城市建设成为现实。这一时期，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建立起国家治理的“四梁八柱”、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为主轴，“城市”作为党和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而得到高度重视。作为秩序之基与发展之维，城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1949-1978年间，党探索将审慎的城市发展纳入到国家建设的宏伟事业之中，围绕国家建设急需领域来选取城市规模和人口政策，经历了较快速的增长以及一定程度的波动。这包括：一是工作重心城市转移过程中建设资源匮乏的制约；二是城市“生产性功能”的新设置使然；三是以满足城市人口控制、实现城乡区隔化治理的户籍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实践中，以城市化方式推进国家现代化，通过“五年计划”、以工业为主轴的战略成为可行的选择。
第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思想与富国之路。改革开放，意味着国家治理尺度和治理重心的重新调整。在激情的改革年代，城市逐步演变成为机会之所、财富之所、创造之所与创新之所。在1978-2000年间，由农村体制改革与工业化、城市体制改革与市场化发展推动，极大地刺激和驱动农业劳动人口向城镇和城市快速汇聚。在此阶段，我国形成了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迅猛发展、大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城市空间布局和成长模式。改革年代的城市思想及其实践探索，显著点有三：一是突破了“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既有格局，建立起更为灵活的城市-乡村互动态势；二是实现了改革格局“由乡村包围城市”的快速转变，城市围绕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经济体制改革快速推进；三是由市场机制所引导的产业集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逐渐成为配置城市人口要素的主导。由积极城市化所引导的现代化，深刻地改变了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促成了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对握，形成强大的国家发展力量。
第四，新时代时期的城市思想与强国之路。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让生活更美”的理念深入人心，党的城市化思想更多地强调均衡性、可持续发展内涵。走进新时代，党的城镇化由方针升级成为城镇化战略，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四化”，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成为助益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基础力量。及至2020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增至60.6%，这意味“城乡中国”的来临，党和国家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城市，正成为不断创造繁荣与美好的权利空间、发展空间和认同空间，城市发展的深度人本化、智能化和生态化成为面向未来的新选择。在此阶段，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城市群的发展成为越发重要的战略认知和政策布局，协同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二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人本内涵更加充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一体化发展得到普遍重视；三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式发展，期冀在更高位阶上重构党和国家在城乡结构上的新平衡。凭藉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调整，以促成更高层次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际之间发展平衡，其效正显。
“城市”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概念，其政治涵义的凸显、经济功能的彰显与民生价值的呈现，都是中国现代化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党对城市的思想探索及其实践，给予我们四点启示：其一，城市的本质即人民。以人民的主体性来确立城市的属性，其要义在于在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中，党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高度，真切地贯彻“人民城市”理念，以发展城市性、彰显人民性，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之治”。其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需要科学地面对城市议题。从治理的路径上看，基于对城市的准确定位和功能设置，党领导人民分别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和新发展的路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从治理的重心上讲，党先后通过确立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发展效率以及整体正义的题域转换，走出了一条从“乡村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的“中国道路”。其三，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需要从城市治理需求中寻找力量。从重整河山的动员与整合能力，到快速鼎定新国家的建构与汲取能力，再到寻得前进“新机制”的配置与发展能力，一直到逐步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平衡与创新能力，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深刻转变，形成了具有中国气质和世界意义的“中国模式”。其四，国家认同与城市治理的价值与绩效关系重大。现代国家认同是公民对人民主权治权化实现的方法性、过程性与结果性认同。伴随着城市思想展开的百年实践，党领导人民完成并完善了民族国家、民主国家、民生国家的认同建构，对中华民族、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认同越发坚韧。城市化的历史语境、实践逻辑与全球视野告诉我们，充分尊重本源型传统与复杂现代性依据，城市化的本质在于消除经济社会结构的对立性，实现国家成长与“权利再造”。城市的发展是国家进步的“阶梯”。作为中国未来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中间变量，新型城市化通过历时性题域共时性题解的方式互嵌与互塑国家治理，迈向城市性和良性现代性正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主题。为此，在党的领导下，深刻扎根于乡土性制度底色向城市性增量循序转变这一根本事实，适时将生存性需求转化为发展性需求，对于助推一个“强大国家”和“美好社会”的出现、循序实现面向人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