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岁钟楼

现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内,还保留着十几幢原东吴大学的老建筑并仍在使用。其中最主要的一座当属正对东吴大学老校门、位于老校区核心的三层灰砖建筑。该楼于1903年建成,1907年为纪念东吴大学创始人林乐知而被命名为林堂(Allen Hall)。由于该楼主楼之上建有一座方形钟楼,且安有时钟报时,1950年以后的师生们便以“钟楼”而称呼这座地标性建筑。虽然偶有关于整座大楼的照片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关于钟楼钟本身的资料却鲜有提及。那么在大楼建成后的114年来,是否发生过什么变化?根据能够找到的资料,笔者略加梳理。

藏匿大钟里的“自强不息”

今天在钟楼上安装的是一套四面钟,同所有的楼顶报时钟一样,远远地,只能看出时针在表盘的位置,从而判断钟点。但借助望远镜或长焦镜头,却能看到这套钟盘在36912点位置的几个阿拉伯数字,貌似与钟盘其他部位质地不一,应是后来加上的。而在原来钟盘的相应位置,似乎曾有些内容被丢失了。特别是面向南侧的钟盘6点位置,有一个完整的变体“不”,而3点的位置有一个残留的“虽”字,自然让人想到之前可能是个“强”字。如此推测,假如原来四个象限位置都有字的话,最有可能凑成的四字短语,非“自强不息”莫属了。笔者细查东吴大学早期的档案材料,揭示了答案。

这是一份1934年底由时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杨永清向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即原东吴大学的创建机构和法人)提交的1933-1934年度报告,现收藏在Yale 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报告正文提到该年度学校收到了若干特殊礼物,其中一件是由东吴大学1920年毕业生、“著名律师”D·S·Chen赠送给苏州校区的一套四面报时钟。报告还说到“我们之前的钟是老的博习书院遗留给我们的,而且只有一面。由于年代久远,经常停摆。因此这个礼物将给同学们带来很大方便。”东吴大学是于1901年由三所前身机构合并而起始的,Buffington In-stitute即博习书院是其中之一。因此杨校长说的之前的那只继承自博习书院的钟,自挪进林堂也已经工作了至少33年。在可以查到年代的建筑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钟楼虽然留出四面钟的空窗,但确实只有北面一侧安装了时钟,而东、西、南侧均为花窗,直至1930年前后的照片均支持这一点。有意思的是,虽然如今多数人依照坐北朝南为正的习惯,把林堂的南向当做正面,但实际上林堂的北面才是正面。在1903年发行的标注为“东吴大学堂杂志之一Soochow University Annual”的《雁来红》提供的图片中,即明确标出当时尚未完工的这座建筑的北面为正面。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当时将仅有的一面钟安在北面了。

杨校长的报告同时给出了一张还没有安装完工的时钟表盘照片,其中外圈上部写明“由明达纪念钟遥望姑苏全景,钟为同学先辈陈霆锐先生伉俪所捐赠”,下部则为英文"The City of Soochow through the Ming Dah Memorial Clock.Presented by Dr.& Mrs.D.S.Chen(class of 1920)"。其中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应该是表盘上36912点位置上的汉字。报告在下方更明确指出,这套时钟上没有数字,但有汉字,分别构成几个励志勉学短语:北向-笃学力行;东向-明德新民;南向-自强不息;西向-达才成德。对比现今的钟表照片,除了前文提到的南向的“自强不息”外,北侧钟盘12点位置的繁体“篤”字也可辨,而东西两侧则仅残存部分笔划的边角。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现在的这套钟,正是杨校长报告中提到的那套钟。其上这十六个汉字组成的八个词组,在当今中国高校的校训中出现率极高。但虑及该文言及的1934年,中国仅有为数不多的高校,想必这些校训还没有到流行的程度;捐赠人将它们印在送给母校的表盘上,相信也是对母校师生极大的期盼。另外,根据西向中可辨认的三个字的方向,可以判定西向所显示的为钟的背面。但其外圈的中英文题志是事先写在钟上,还是拍照后写在照片上,难以判断。

未解“钟谜”

杨校长的报告还全面地标注了捐赠人的身份,即1920年毕业的“同学先辈陈霆锐”。据可查的综合信息,陈霆锐1890年(也有说1891年)12月生于吴县(现苏州吴中区郭巷辖区),于1906年十五岁时入读东吴大学英国文学专业,两年后因病辍学,但此时英语功底已经练就。后在外国报社任职,参与翻译《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基督传》、《夕阳拳术》等。在此期间开始对法学感兴趣,于是于1917年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比较法学,1920年毕业,随后考入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博士课程。1922年学成回国,立即获聘东吴大学比较法学教授职位。在其之后的二十几年职业生涯中,参与了若干著名涉外案件的诉讼或审理,抗日战争期间随东吴大学迁至重庆任教。在1946年出版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年刊(The WoolsackVolume V)中,陈霆锐这一名字先后出现在“校董会董事”、“东吴法学院法律系历届教授名录(自民国四年秋至民国三十年冬以到校先后为序)”、“在渝复校后教授名录(民国三十一年春至民国三十五年春)”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历届毕业同学,第三届民国九年”名单中,显示了陈先生与东吴大学持续多年的关系。1949年迁居台湾;1951年陈霆锐获任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值得注意的是,陈霆锐在大陆时期所有官方材料中其对应的英文名字缩写均为D·S·ChenDing-sai Chen,实际上Ding-sai乃“霆锐”二字的苏州方言发音;移居台湾后其英文全名改为Ch'en Ting-jui

如此算来,林堂顶部的钟楼已经默默注视着这片校园114年,但它其他的故事同样令人着迷:它之前的尖顶是为何被改平的?难道只是为了方便升旗?整座大楼直至解放前还存在的那些通风口,是什么时间被抹平的?至今还在服务着苏大师生的这套四面时钟,也已83岁高龄,可谓名副其实的“老态龙钟”,它是否还记得那本来与钟盘铸在一起的十余个励志汉字是如何丢失的?是随着时光流失自然劳损所致,还是曾经经历过人为的破坏?也许散落在世界某处的某些资料里,就藏着答案,我们将继续寻找。

摘自《姑苏晚报》2017723日,文:鲁静如,图:陶开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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