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下简称无锡国专国专)办学30年,虽规模不大,却培养出了很多文史哲诸方面的人才,有的还是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国家教委在论及解放前所办学校时,对于无锡国专,曾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其办学经验值得借鉴(详见1983年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彭珮云等同志的讲话)。

无锡国专创办于民国九年(1920年)十二月,定名无锡国学专修馆。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4月,无锡解放,改名为中国文学院1950年秋,与苏南文教学院合并。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文教学院并入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江苏师范学院改办为苏州大学。

无锡国专取得的一些成绩,是和校长唐文治总理全校,数十年辛苦经营分不开的。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后定居无锡。唐文治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发奋读书。他16岁入州学,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可谓英年得志。他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8岁中进士至42岁署理农工商部尚书。这14年在仕途上可说是相当顺利的。

第二阶段,在42岁以后,他去官执教,尽瘁于教育事业。唐文治从政时,曾随载振出使西方各国,考察政治,倾向革新。曾提出《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析》(一称万言书)。但为守旧派所不容,排挤出政界。就在唐文治署理农工商部尚书时,适丁母忧。服阕后,未再复职。他深感改革政治、富民强国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培养后一代上,乃全神贯注于教育事业,创办了多种类型的学校。其主要业绩,则在于任交通大学监督13年,以及办无锡国专30年。唐文治将交通大学从一所专科学校办成一流的工科大学,厥功至巨。交通大学为其建文治堂,并范铸其铜像,以纪其业绩。

1920年,唐文治先生55岁,因目疾加重,终至失明,乃辞去上海工业学堂监督(校长)职务,回无锡寓所休养。时杭州施省之(名肇曾)捐资,于民国九年(1920)十二月,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聘唐文治为校长。校舍租用惠山脚下锡商山货公司的两幢楼房。民国十年(1921年),无锡人孙鹤卿(名圻),在无锡城内前清训导署旧址,重建尊经阁,县公署函请无锡国专迁入。陆勤之又筹款建宿舍楼房。学校初具规模。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大学院特派柳诒征、薛光锜到无锡国专检查,认为办理完善,乃于当年九月二十日批准立案。后奉教育部令,改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照当时国立大学文学系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业期为3年。并成立校董会,由钱基博任教育股董事长;唐滋镇任经济股董事长。确定办学宗旨为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组织大纲》)。无锡国专招生严格,如第一次招生,报名者近千人,仅录取正额24名,附额(备取)6名。

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国际联盟教育科的唐克尔·培根,到无锡国专参观后说:我们来到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装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希望这所继承中国文化的学校,能够发扬光大。(《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可见当时的无锡国专办得很有特色。

唐文治办学,有不同一般的特点。

其一是崇尚气节。

唐文治先生是一贯重视气节的。他说:人生有骨,乃能立身天地之间。气节者,气骨也,无骨何以有节?(《茹经堂文集·孟子气节学题辞》)在锡校礼堂上,悬挂一副对联,其上联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为大丈夫。在饭厅中,高悬明代杨继盛(椒山)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从学校环境布置来看,走进国专校门,气象严整,令人有正气浩然之感。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并吞中国的司马昭之心日益暴露。唐文治力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于是对学生加强军事训练,并作抵御外侮的宣传。他还加入马相伯、沈钧儒、史量才、黄炎培等发起的国难救济会,并支持无锡国专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东北。

唐文治先生不仅重言教,而且重身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古稀之年、有疾之身,亲率国专师生员工,举校内迁。193711月,无锡国专先迁长沙,后迁湘乡。19382月,再迁桂林。后唐文治由于年高体弱,水土不服,请假回沪治疗。桂林无锡国专,由教务主任冯振(振心)代理校长职务。1938年春,应沦陷区旧有学生之请,呈准教育部,在上海设立分校。为避免向日寇登记,对外名曰补习部

太平洋战争后,日寇占领租界,魔掌亦伸向文化教育。敌伪对唐文治先生威胁利诱,要他出任交通大学伪董事长,胁迫唐先生签字。时唐先生没有固定收入,经济很困难。但是,他却大义凛然,从容答道: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以不签矣!拂袖不顾。夏承焘教授把唐先生比作古希腊不屈于凯撒淫威的老人,曾作《南乡子·倚老吟》词赞之。

其二是开明办学,不拘一格降人才。

唐文治认为,要培养出人才,就必须要有高明的老师。他深信:有其师,必有其弟子,有了名师,才能出高徒。所以,国专广为聘请可能请到的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到无锡国专兼课、开讲座。这个情况,在无锡的17年,以及上海时期,尤为突出。

无锡国专在无锡时,重金礼聘了素负盛名的陈衍(石遗)主讲《通鉴》、《宋诗》、《音韵学》等课程。他讲《通鉴》不仅能背出原文,而且连胡三省的注都能背诵如流。他的著作《石遗室诗话》、《元诗记事》等,远播扶桑,为日本著名文学家神田喜一郎等极力推崇。陈衍先生家住苏州,每星期五来无锡讲课,星期一返苏州。每课时薪金为银币20元(合白米300余斤)。这样高昂的讲课费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名教授。还有很多学林名人,如金松岑、李详(审言,文选专家)、孙德谦、钱基博、顾实(惕生)、陈柱、陈鼎忠、朱文熊(叔子,著有《〈庄子〉新义》)等,都在无锡国专教过课,或开讲座。当时称为朴学大师的章太炎,亦时到无锡国专讲学。

1939年办无锡国专上海分校时,正直大片国土沦陷,惟上海情况特殊,其租界区,为日寇凶焰所不及,当时称为孤岛。岛上,各界人士云集,几乎集中了南方的名教授。于是无锡国专得以聘请了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来校兼课,如周予同(群经概论)、周谷城(中国通史)、钱萼孙(诗学研究)、夏承焘(词学研究)、胡士莹(词学研究)、朱东润(历代文选)、王佩琤(曲学研究)、郝昺衡(中国文学史)、胡曲园(逻辑学)、张世禄(音韵学)、鲍鼎(甲骨、金文研究)、唐庆诒(英语、中西文艺批评)。另外,还有赵泉澄、蔡尚思、葛绥成、蒋祖怡、吴丕绩、许国璋、金德建等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王蘧常任教务长,兼任史地科负责人,并教夏、商、周三代史。还请吕思勉、郭绍虞等教授,开文史方面的专题讲座。

由于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名师荟萃一校,所以学术空气浓厚,学生得益非浅。这种好学风,绝非搞派系之争的学校所能望其项背。党同伐异的现象,在解放前是很普遍的。甚至连留学生也分留欧、留美、留日之别,互相倾轧排挤,其他概可想见。然无锡国专独以学术为重,打破门户之见,故受时人所重,誉之为无锡国专的蔡元培时期

其三是书院式教育方法。

在教学上,继承、吸收旧书院的教学方式;在管理上,沿袭书院的家长制。总之,它不同于一般的大学。它所设置的课程,基本上是书院必读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还有《老子》、《庄子》等子书,《史记》、《汉书》等史书,以及《说文》、《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唐诗别裁》、《十八家诗钞》等书。虽然后来也增设了西洋文学史、逻辑学、教育学等西欧现代的社会科学知识,并规定作为必修棵,但毕竟还是以攻读古籍为主。所读的课本,均为整部线装书,很少用选本、节本。教师讲课,一般并不逐句串讲,特别是唐文治先生授课,完全采用讲学方式,阐述微言大义。但要求学生有重点地熟读、背诵一些书。唐先生在国专教导学生读书的方法,可归结为十六字诀: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他积极引导学生由博至专;要求低年级学生加强基本功学习,高年级分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择专业,因材施教,各展所长。唐先生还重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他一方面大力搜罗经、史、子、集各种图书,充实图书馆;另一方面,兴建图书馆大楼,开辟大阅览室,积极创造条件,方便学生自学。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图书管理员,可以直接到书架中检阅图书,不加限制。国专图书馆藏书很多,古旧书籍20余万卷,近50万册,其中颇多宋元善本。

至于书院式的家长制管理方法,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管教过严,限制了学生的活动;另方面,关心爱护学生,视学生为子弟,特别是上海时期,掩护了进步学生,使其免遭迫害。唐文治办无锡国专,由于具有上述特点,造就了不少人才。有的成为闻名中外的学者、专家。如唐兰(其古文字研究论著,为世界各国普遍译印)、吴其昌(考古学)、王蘧常(诸子、群经研究)、钱仲联(萼孙)(诗词、骈文研究)等。王遽常所撰《严几道年谱》和诗集《抗兵集》,为学林转相称引;其书法章草,日本艺林推为当今独步。再如毕寿颐邃于经学、段氏说文,有《度帆楼文集》,识者誉为乾嘉学者,允无多让。另外两汉书专家蒋庭曜(石渠)、楚辞专家蒋天枢,《星预诗钞》作者朱星预、史学家魏建猷等等,均为早期校友,其学术造诣,都很深湛。20世纪40年代以来,同样不拘一格降人材,培养出不少著名专家、学者,在学术界任研究员、教授、编审、特级教师者,更仆难数。

唐文治先生主持无锡国专凡30年,毕业学生约一千七八百人,培养出了文史哲领域的各种人材。唐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唐文治办学能获得这样的成就,是由于他从小刻苦治学,从而打下的坚实基础。他擅长经学,人称为经学大师。他治经学,先从宋学入手。16岁时,从王紫翔学习性理学,笃守宋儒朱熹的学说。21岁入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黄元同、王先谦二先生门下,学训诂之学。又奉高密为矜式,非常崇拜郑康成的汉学。后来服官京师,阅历世变,识见渐广,真正体验到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的真谛,因而并不标帜汉宋学之名。他认为:吾人为学,救世而已矣孔子不称春秋学,孟子不称战国学,则郑君岂得限以汉学,朱子岂得范以宋学哉!(《古人论文大义》,1911年版)

唐文治在治经、讲学方面,力主躬行实践。他说:凡讲经者,必须令学生反诸身,验诸心,养成高尚人格,庶几可造就就其德性才能,俾脑经清晰,气质温良,学道爱人,方有实用。(《人格》一卷,1927年版)至于攻治经学从何入手,他认为宜就性之所近,专治一经,精通之后,再治他经。要循序渐进,不可好高骛远。像《大戴礼记》、《国语》二书,也要好好钻研。唐文治所著《十三经提纲》、《周易消息大义》、《尚书大义》、《礼记大义》、《中庸大义》等书,都可作为治经的入门书籍。此外还应博览群书,如《十三经注疏》、《古经解彙函》、《通志堂经解》、《七经精义》、《清经解正续编》等都应分门参考。并要求不尚新奇,不务隐僻。这样,才能学有实用,蔚成通才。

唐文治先生是这样教人的,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8岁就开始学习《孟子》,后来又潜心攻治《孟子大全》等书,因而对孟子学说造诣很深。及游历欧美各国,认识到读经贵乎闳通,要具有一定的世界知识。他认为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大战国,杀机四伏,只有用孟子的学说,来正人心,救民命,才能挽回世运。中年以后,他著《孟子大义》一书,阐述孟子的微言大义。后来在学校迁桂林时,又辑有《孟子分类学》。他一生服膺孟子学说,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办学、讲学、著书立说的宗旨,极力提倡精神文明,以匡正世道人心。他曾说:时局愈棼,无可言者,惟矢志讲学,于正人心,救民命两端,兢兢焉。以之自勉,兼以勖同志,弗敢失坠,随时著为文章,议论虽略有不同,而宗旨则始终不变也。(《孟子大义》)到50岁以后,又努力攻读《易经》。从最近在无锡发现的唐先生私人藏书来看,他读过的各种《易经》著作的数量,多得惊人。各书都盖有五十学易印章,用五色笔圈点,并有不少眉批。其晚年所作《周易消息大义》,即是其力作,值得学习。

唐文治对古代文论也颇有研究,辑有《古人论文大义》一书。他的文论观点,基本上是继承桐城文派的。他所著的《国文大义》,就是阐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结合具体作品研究的一部完整、系统的文论著作。唐文治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对文章的作用,所以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十分强调养气的功夫。养气之说,始于孟子。孟子的所谓,是指人的精神状态,即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指道德修养达到配义与道至大至刚的境界而言。唐韩愈把此说运用到文章的写作上,创气盛说。认为如能达到这种的境界,发为言辞文章,就大小咸宜,无施不可的了。后来桐城刘海峰祖述韩愈之说,倡言文章最要气盛(刘大櫆《论文偶记》),他认为,要达到这种气盛的地步,必须从古人文章的音节入手,即所谓因声以求气(《国文大义·论文之气》)。这是桐城派代代相传的理论。唐文治的养气说,一方面师承桐城的因声求气,十分重视朗读古人文章的方法,从古人文章的抑扬顿挫、抗坠曲折的声调、音节中探求文气;另方面,又绍述孟子,认为养气应从人的根本入手,即从人的气质入手。只有具备了正直的人品,才能达到这种气盛的境界。他说:故凡学作文,先从养气始,养气先从正直始。孔子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技。孟子云:诐淫邪遁,知其蔽陷离穷。若此者,为其辞之不直也,即为其气之不直也,而要由其性情与品行之不直也。(《茹经堂文集·孟子气节学题辞》)言为心声,人的思想品质必然会从文章中流露出来,文如其人。所以唐文治非常重视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特别强调修辞立其诚不诚无物。他解释字说:吾国人谓之诚,西国人即谓之精神。又说:惟其诚意有深浅,故文字亦有深浅。(《茹经堂论文》,1993版)他把人的精神状态作为衡量文字深浅的标准,并进一步指出:凡人之血气心知,不能不寄之于言,言不能掩其行,而文辞者语言之精华,即其言以考其文,即其文以考其行,百不失一二。(《读经条议》)唐文治师承姚鼐文章阴阳刚柔之说,把古文风格分成阳刚美、阴柔美两大类,并作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凡人之性情气质,毗于阳者,阴亦寓焉;毗于阴者,阳亦寓焉。天地之地,阴阳之气,常相胜而相争。惟明于消息之故,于其偏而调剂之,且因其偏而善之。善验古人文之神与气,亦若是而已。(《读书管见序》)于是著《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八卷,选《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国策》、《庄子》以及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子云、班孟坚、韩愈等文章,分注阴阳各名于其下。此书陈衍称为盖论文之精而无弊者矣(《唐茹经先生全书·总序》)。

唐文治先生所重视的读文法,也是师承桐城派的。他早年出使日本,在东京与桐城派巨子吴挚甫相遇,促膝论文,甚为欢洽。吴告以读文之法:不求之于心,而求之于气;不听之以气,而听之以神。太抵盘空处,如雷霆之旋太虚;顿挫处,如钟声之扬余韵;精神团结处,则高以侈;叙事繁密处,则抑以敛。而其要者,纯如绎如,其音翱翔于虚无之表,则言外意无不传。《乐记》师乙所谓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累累乎如贯珠,皆其精理也。知此则通乎神矣。(《国文大义·论文之根源》)于是唐文治悉心研究,精益求精,深得读文三昧。唐天赋好,嗓门宏亮,音色极佳,尤其读文之声调,能随着文章的感情、意境、节奏的不同而变化,抑扬顿挫,韵味隽永,极感染人。人争效法,称为唐调

唐文治先生早岁从政,在其任宦十余年间,每当关键时刻,都是坚定地站在爱国人士一边的。在外务部,他坚决拒绝葡萄牙殖民者的无理要求;同时,力主铁路商办;在辛亥革命时,劝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在办教育期间,日本侵华时,反对日本侵略;一二九运动时,支持学生爱国、抵抗外侮;194854日,上海学生在交大民主广场举行盛大营火晚会,高举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帜,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逮捕进步学生,唐文治和张元济等发表《致吴市长公开信》表示强烈抗议,支持学生正义行动……凡此种种,莫不表现其爱国之心。但其主要业绩却在于办教育事业。

唐文治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垂半个世纪,特别是主持无锡国专的30年,他继承了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并加以发展。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不抱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反对人云亦云,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加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故而培养出了不少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才。有些同志,还参加了革命,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唐先生的这些治学、办学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办好文科大学,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颇有可资借鉴之处。


摘自《苏州大学校史研究文选》 作者:胡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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